庄票见证扬州钱庄业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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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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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票  
 

  钱庄票亦称庄票,民间有一形象名称叫私票,因为它是钱庄发放的一种私家信用担保的费用凭证。庄票的上溯历史可达唐代,晚清民国期间,庄票在扬州地区曾广泛发行,这些因私而发的庄票不仅对研究中国金融史、地方经济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就这些遗存的庄票本身而言,就是一张张中国传统文化信息见证。


  钱庄特点

  庄票无论是何时何地何人所发,其用途均为资金交流、汇兑承付,共性的特征是各式各样的庄票都有一个极为传统的名称。清人朱彭寿曾将其时庄票名称组成一首诗:“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利贞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升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从中随意抽出两至三字就可以构成一个中国传统票号、商号名称。(如图所示两张,扬州邗江西立大钱庄和恒豫隆钱庄承兑的“永成”清代钱庄票就是范例)从这些庄票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这些传统的吉祥词语也迎合了商户和钱庄老板们对自己开创的事业的美好祝愿,直至今日仍为商户开业采用。

  清代,民国扬州钱庄有独资和合资之分,但无论独资还是合资的钱庄均办理货币出纳、存款汇兑和结算业务且负无限责任,在自给经济时代,钱庄以责任无限的优点和以道德为信用的制度,取得客户信任,钱庄的信用如《辞海》注释:“旧中国钱庄签发的本票采用不记名式且挂失止付规定极严,故在市面流通视同现金。”这些制度的贯彻也是中国乃至扬州钱庄业数百年长盛不衰的原因。

  钱庄分布

  钱庄是扬州钱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近现代,扬州城内分布在城区闹市口的有百余家大大小小的钱庄,它们在传统金融业中发挥过巨大作用。

  当时扬州城区闹市口如大东门、四望亭、运司街、多子街(甘泉路)、左卫街(广陵路)、蒋家桥、皮市街、翠花街、辕门桥、南牌楼、砖街南(渡江桥)等,均钱庄林立。从民国八年至民国二十二年,扬州左卫街钱庄最多,如怡大、怡生、华隆、恒丰、惠余(东关街逸圃主人李鹤生创办)、元丰、志和、信和、恒泰祥、德余、生余、庆余、汇昌永、永康、元昌等,有近20家。其次为蒋家桥、大东门、翠花街。

  扬州钱庄开设时间最长的是设在大东门街的德春钱庄,营业71年(清同治元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即1862年至1933年)。开设时间最短的是设在辕门桥303号的德兴钱庄(原恒大钱庄易名),1947年2月28日开业,1948年歇业,前后不到一年。

  钱庄等级

  扬州钱庄业等级划分以资本多寡为标准,有大中小三等(行内又称福禄寿)。专以盐业等为营业对象,资本在4万以上的(后调至8万元)称为大同行。据民国五年金融资料载,当年扬州大同行有怡大、德余、豫隆祥等12家。专以商铺和农村种植业为营业对象,资本在2万元以上的(后调至4万元)称为中同行,有兆昌、宝兴、德春等20余家,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后调至2万元)、以兑换货币为主兼营存放业务的钱庄称为小同行,有衡昌、生余、润昌等11家。至于资本仅数千元的称为小钱庄。

  近现代扬州钱庄业经理人知名度较高的有毕儒臣、陶渭川、袁芷玖、陈鹤年、李鹤生、梅琛甫、潘颂平、吴润之、胡笔江等。

  钱庄兴衰

  这些钱庄兴衰是随扬州盐漕业发展和萎缩而上下沉浮的。一般来说,盐务、漕运越有起色,钱庄业也随之兴旺,停业的钱庄也会纷纷复业。这种规律性是晚清盐业巨商周扶九和萧怡丰等形成的。由于看到盐业和钱庄业强强联手会产生丰厚的利润,周扶九和萧怡丰均参股投资钱庄,二人在扬州合伙创办裕丰隆钱庄,资金实力雄厚,专做盐业大户生意,周扶九还投资镇江鸿源钱庄,开设银号,仅资本金投入就合银两100万,周扶九还在汉口、南京、九江、芜湖、常德等地开设钱庄支店。萧怡丰更有战略眼光,在长江中下游各主要商埠钱庄业都有独资或参股投资,故晚清扬州民间流传有“周扶九的盐、萧怡丰的钱”的说法,正是当时扬州大盐商与大钱庄股东合二为一的真实写照。据上海金融资料载,近代新兴都市上海钱庄业有著名十二帮,其中扬帮钱庄资额位列第四位,其身份主要是盐商,可见扬州钱庄业、盐业之影响力。

  扬州钱庄业在现代银行业崛起拓展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扬州钱庄作为与现代官方银行业共同运作一阶段的金融双轨制度的一个方面,尽管它的影响力微乎甚微,但毕竟代表了封建旧式金融体系的一个最后绝唱,在金融史上占居一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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