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戴高乐（右）在巴黎凯旋门前。
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左）和戴高乐（中）合影。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中)，商谈两国建交问题。资料图片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1964年1月27日，北京与巴黎同时发布建交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仅40余字的公报犹如一记惊雷，被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
这不仅掀开了东西方两个大国间平等交往、友好合作的崭新历史篇章，也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
美国不满？戴高乐回答“那又怎样”
众所周知，中法建交始于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的访华之旅。然而，时任中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政务参赞的张锡昌表示：“其实从1949年起，法国政府就考虑过承认中国政府的问题。”
张锡昌说，法国外交部一份内部报告就曾称，“由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中国承认我国当年的对手胡志明的缘故，此事没有下文。1954年日内瓦协议缔结后，承认中国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敌对态度，事情又耽搁了下来。”
1962年3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最后一个障碍。法国总统戴高乐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中法建交问题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曾任法国新闻部长、政府发言人的阿兰·佩雷菲特，20年前首次披露戴高乐在多次内部谈话中对中法关系的想法。
1962年6月，戴高乐第一次同佩雷菲特谈到中国问题，称三天前他刚刚接待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对中国人口众多和实力强大感到不安，想以“防疫线”封锁中国。但是戴高乐认为，世界的利益就在于有朝一日同中国人对话。总有一天法国得承认中国，并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但是戴高乐特地嘱咐：“当然，现在不能露出半点风声。”
1963年1月，戴高乐又同佩雷菲特说：“中国，又是一个大题目。现在中国究竟怎么样？20年之后又会怎么样？”佩雷菲特问：“您是不是老是在考虑承认中国的问题？”戴高乐回答：“当然啰！总得由我来做这件事情。”佩雷菲特向他指出：“一旦您承认中国，美国人会大发雷霆。”谁知戴高乐并不在意，他说：“那又怎样？”佩雷菲特再次提醒他：“如果您承认中国，中国终将进入联合国。”戴高乐却说:“联合国嘛，那也无伤大雅。”
特使搭桥 携总统亲笔信绕道而来
1963年10月21日，深圳罗湖桥一端，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焦急地等待着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的出现。他必须在见到富尔的第一时间确定对方访华的身份，以便确定接待规格。
此前一个月，戴高乐急召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富尔，建议他研究中法关系正常化问题。
而当年8月，富尔收到了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再次访华邀请，同上次一样，仍然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出邀请，以示此行非官方性质。
富尔告诉戴高乐定在10月访华。戴高乐当场决定：“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
而为掩饰此行的真正目的，富尔专门绕飞到柬埔寨“游玩”了一圈，并一直对外宣称这次访问是“私人性质”。
富尔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开中法关系向中方进行某种试探，还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第一时间确认他的来访身份，是张锡昌的核心任务。
比较健谈的富尔和张锡昌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起来。富尔说，他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是戴高乐的特使，携带有戴高乐的亲笔信，将当面交给中国领导人。中方随即在预定的高低两种方案中按高规格接待，安排专列车厢送富尔到广州。
富尔夫妇10月22日抵京。由于富尔一直对外宣称访问是私人性质，但是却住进了只接待外国领导人的国宾馆，他一度被外界称为钓鱼台国宾馆的“神秘来宾”。
灵活处理 “直接建交”方案破僵局
在富尔启程前，戴高乐曾给他书面指示“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这句话为谈判定了基调，就是法国不以答应任何条件为前提与中国建交，因为戴高乐决定与中国建交也面临着国内和国际的压力。
张锡昌回忆说，“法方既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又想避开主动宣布与台湾断交。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
在商讨台湾问题时，富尔表示戴高乐支持一个中国，但是死守无条件建交的立场，这让谈判一度出现僵局。
为缓解气氛，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当时在场的张锡昌明显看出富尔情绪低落，食不知味。
考虑到戴高乐实际支持一个中国，以及中法建交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并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的处境，中国对建交步骤做了灵活处理。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提出了新的建交方案，即在内部达成三项默契的情况下，两国直接宣布建交。
这三项默契内容是：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周总理把张锡昌召到办公室，口授三项默契的内容，张锡昌将其翻译成法文交给富尔。看到中方“直接建交”新方案后，富尔愁容顿消，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接受。
11月2日，双方在建交文件上签字，富尔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为避人耳目，富尔在回国时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飞往缅甸，将访华成果报告写好交由法国驻印度大使馆一名外交官送回国内，自己又在印度逗留了两周才回国，以显示他的亚洲之行并无公务在身。
宣布建交 我首任大使获高礼遇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仅有两句话的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戴高乐指出，法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在亚洲大陆上，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战争或和平都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他不无幽默地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仿效法国。”
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1964年6月2日抵达巴黎，成为记者们竞相报道的热点。法国各大电视台、电台都做了重点报道，各大报刊都在头版重要位置报道消息并发表评论。法国媒体如此重视报道一国大使的到任非常罕见。
法国外交部在黄镇大使到任的第5天，就安排他向戴高乐总统呈递国书。更为特别的是，戴高乐打破常规，不用礼宾官员为他起草的接受国书时的答词，而是亲自撰写。呈递国书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当即约定当月19日同黄镇大使举行正式谈话。这一切都是戴高乐重视中法关系的表现。
影响深远 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蔡方柏说，中法建交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发展，当时被国际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这意味着：第一，曾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两个大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进行对话，这本身就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格局。第二，中法两国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两国建交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第三，中法两国都希望尽快建交，这是双方所处的战略环境决定的。戴高乐积极同中国建交，是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法国的大国独特作用；中国当时受到美国的孤立、打压，同时中苏矛盾已经突出，谋求同独立性强的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回旋余地。中法建交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延伸 阅读
中法开大国关系诸多先河
中法建交时东西方冷战正酣，法国的选择意义重大、改变了世界格局。建交50年来，中法两国共同开了大国关系史上的诸多先河：
——中法建立首个战略伙伴关系，随后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首创战略对话机制。
——中法首先进行军事合作交流，突破了东西方阵营的禁忌。
——中法首先在核电、航空航天、交通等领域展开合作，法国企业较早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开设的第一个文化中心落户巴黎。
——中法首创在两国分别互办文化年，埃菲尔铁塔首次染上“中国红”，随后又互办语言年……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法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在大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法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全球性和时代性更加突出。两国关系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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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未能访华成憾事
戴高乐将军的侄子贝尔纳·戴高乐说，戴高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贝尔纳说，戴高乐将军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多次表达过访问中国的愿望，喜欢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爱和去过中国的人交流，还多次拜访旅法的汉学家。
戴高乐原本计划1970年年底访华，并计划将“与毛泽东的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还准备附上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照片。然而，因心脏病猝然离世使戴高乐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前和外交部三处降半旗致哀，这是中国首次给予一位外国元首如此礼遇。毛泽东向戴高乐将军的夫人致唁电。
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书中这样记录父亲的中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
受叔叔的影响，贝尔纳·戴高乐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法友好，曾担任中法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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