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在我面前的文稿，是一位仪征市文友的作品，24首诗和12篇散文。论篇幅，它们都很短小，诗最长不超过20行，散文在千字以内；题材却很广泛，自然、人生、艺术，从李白、李清照的诗句，到“杀毒软件”、“一千万像素”等新名词都奔来笔下，为表现主人公的思绪、情感或作品的主题服务。作者是一位从事医务工作的年轻女性，我特别注意到她从事的工作对她写作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所有职业中，作家和医生常常最“接近”：他们都要“察颜观色”，而且“由表及里”，都要“解剖自己和解剖别人”，当然都还要有“悲悯情怀”。有一篇题为《迟迟暗香逼人醉》的散文，写中秋之夜，“坐在六米高的地方，先接受了那西征的白云。在见到清雅的月露出清清的光辉时，心颤了”——望月人何来的心颤，又何来的“满腹相思都寂寞，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呢？原来她望月之后，“低头撞着无语的桂花树”，想到了“白天没能抢救活的那个小伙子，心满满的痛。伸手摇一摇桂树，有几片绿叶落下”；而当她“抬头遇着从死亡边缘走过来的李老。李老坐在轮椅上，从容地朝我笑着。用右手指指天上的圆月，又指指身边的桂花树”——生与死、痛与笑，对“白衣天使”来说，竟在咫尺之间和同一片月光下！因此，她捡起那枚落叶带回家，更加惦念起小园里的桂花树来，直到桂花“迟迟开在九月小花园的桂花香了，病房楼披上一层透明的蝉翼；心里的桂花香了，醉了九月的相思。”虽然作者没有在“本职工作”多着笔，但我已经感觉到她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天使•夜歌》中“天使”两字的份量，用她上文中描写病人“李老”的话来说，“我记着他的笑容，那笑容是对人生的满足，更多的是对我们白衣天使的感激和尊重”。我以为，这一份“感激和尊重”对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同样是重要和应该身体力行的，当然，它更多地是体现在写作者对于生活本身以及对他所表现的“真善美”的关注上。
熟悉作者的朋友告诉我，她是以写诗为主业的。24首小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显示出女诗人观察、感受生活的敏锐，笔触的细腻和抒情方式的多样化。我想举两个最短的例子，《理由》只有四行：
转几路车，才能到达呢
我没有看城市地图
就这样，转了一路又一路
就是没有找到见面的理由
另一首六行诗《扶手》：
那天陪母亲乘电梯
她紧紧抓着我的左臂
我心里嘀咕：旁边不是有扶手嘛
其实，我没明白
母亲是不习惯这移动的土地
子女的搀扶，才最安全
对比一下这两首诗，你会发现它们差别很大。《扶手》的写法实在、具体，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个有趣又生动的的细节，将两代人的行为和心理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我相信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为人子女者，读到这样“传统”的“现代诗”都有可能会心一笑，继而“情动于衷”：也许父母会想，孩子我拖累你了？儿女的反应或是，唉，我连做父母“扶手”的机会都没有了生活中有多少这样值得我们去留心和思索的情境啊。《理由》则完全不同，我估计多数读者会“莫名其妙”，诗中的主人公在一个看起来是陌生的城市里不停地“转车”，为了去同目的地上的“对象”见面，“转”到最后才恍然：“就是没有找到见面的理由”——好奇的读者会问：究竟“见面”了没有呢？作者没有回答，如果回答清楚，就不成为“诗”了，因为诗人就是要让笔下的主人公再考虑一下“见面的理由”，出发前就应该解决的问题竟然拖到了“转了一路又一路”之后。这个令人惊愕的“反常”凸显的是“现代人”忙碌的生存状态，还是人际关系或情感世界的“错位”？短短四行所表现的生活内涵由于它的不确定性反而变得丰富和复杂了。这种与传统诗美拉开了距离的写法，正是当下许多现代诗的追求，它需要诗人有自省意识、创新意识，在人生态度和艺术观念上都要有探索的勇气和更大的突破。
余光中先生将他写的散文称为“左手的缪斯”。我们面前的这位诗文“兼修”的女诗人，显然也可以列入“左右开弓”的作者行列。她有一首诗题为《分水岭》，很引我注目。诗以“向南，流向长江∕向北，流向黄河”开头，描绘主人公“站在分水岭的大风里”所抱定的不偏不倚的“方向感”：
我的长发垂直向下
在南北之间
它不轻易表态
就像那岭上的树
用它强劲的根系
紧紧地将南北握在掌心
身为女性的作者巧妙地将“我的长发”写进了这首诗的中心意象，自然贴切地将自己变成了“分水岭”上的一棵“树”；那“垂直向下”的长发，没有在“大风”中飘散，而是加入了树的整体，用“强劲的根系”告诉世人：它“紧紧地将南北握在掌心”——何等从容、坚定，又何等豁达、大度！这种兼收并蓄、贯通“南”、“北”的气度与境界，我宁愿将它视为一种生活智慧和价值取向，因为同生活在“扬子江明珠”仪征的作者一样，我也是一个既南又北的“苏中子弟”，很能理解这种地缘特征与“区位优势”：兼得“吴韵”之秀和“汉风”之雄的文化品格，是广袤的苏北平原在浩瀚的江河湖海的映衬下，赋予她一代代自强不息的儿女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和与生俱来的人文气质，从韩信、张若虚、秦观、史耐庵、吴承恩，到周恩来、朱自清、盛成、汪曾祺都是一个个经典的范例。在《夜歌》这首诗中，女诗人从“海子坐在天梯上∕唱着他神秘的夜歌”写到“我唱着我的夜歌∕走在死亡边缘的人群中”，又一次触及她“白衣天使”的职业话题。她在“死亡与生存两端”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并且自豪地唱道：“我的夜歌轻轻∕轻如黑暗中的火焰∕向着火焰的方向∕一朵朵奇葩唱生命之歌”——我想这也正是她在自己的作品集题名中嵌入了“夜歌”两字的缘由罢。
如果将“分水岭”的比喻沿用到“诗歌”和“散文”这两种相关又不同的文体创作上来，我们面前的作者同样是站在一座“分水岭”上，她的“长发”会飘向哪一边呢？从我读到的这些文稿来看，作者的才情和写作兴趣恐怕也是“两者”兼顾的。与诗相比，她的散文内容更丰富，在写法上有“诗化”的倾向（一般来说，这是优点）。散文有自己的文体要求，通常的说法是形散神聚、形散神不散；散文的表现手段更自由、也更多样；散文比诗歌更“客观”，对细节的刻划、形象的描写应更细腻、更完整。从这些要求看，眼前的散文作品还有所欠缺。我的总体印象是她在散文写作上还可以更放松一些、更宽广和自由些。诗歌是作者的主项，就我读到的这部分作品来看，已有不少佳作和佳句，但既为“主项”亦应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在于同当前某些“现代诗”的散文化倾向划清界限，应坚决地在“诗化”上作努力。冼练的语言，隽永的诗意，在体验的深刻、构思的集中和意象的营造上，以求有进一步的提高。说得更明白一点，就“分水岭”的意义而言，散文可以向“诗”靠拢，诗歌却不能向“散文”看齐（当然两者之间的沟通、融合和相互借鉴是必要的），其中的道理不用多说，因为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艾青语），也有人称诗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名满海内的诗文大家余光中先生说，他写诗的时候有一种“飞翔”的感觉，每次起飞都没有把握是否能“安全着陆”——因为写诗靠的不仅是写作技巧，左右它成败的因素很多、很复杂，有时也很“玄”；而写散文就不同了，安全着陆的把握性大，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记取。如此说来，从“分水岭”上来看散文和诗歌这两条河流，要做到“南北握在掌心”只能是一种总体态势和努力方向，就具体作品的创作而言，还应该采取“到什么山上（这里是”河岸“）唱什么歌”的老办法，因为文体有别，作者要分别对待，才能“各个击破”。如果“混为一谈”则是“散文诗”了，那得又当别论。
我认识钱素琴君，是在今年的芍药节上——仪征是中国的芍药之乡，历史上就有种此名花的传统，当下更有全国最大的千亩芍药园，盛花期间蔚为壮观。扬州与南京两地的文友都因靠近仪征而受到主人的邀请，身为“扬州人”又寓居南京的我自然也不例外。这回不仅见到老友童嘉通，中友汪向荣诸位，还在他们的介绍下，结识了钱君。大概是因为同饮一江水又是家乡人的缘故，女诗人热情地约我为她将要出版的作品集写序。不久收到她寄来的这部分文稿并再次提到作序的事，我在回信中如实相告：“写点读后感供你参考，但不能当‘序’，因为那样很可能是对你和读者都不负责”——这的确是我的真心话，但愿我的诚意能够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在诸位文友和方家面前也算有个交代。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不要辜负作者的美意，能对她的写作有所助益，才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仪征是我的家乡扬州的近邻，许多年里都是我从家乡到省城的必经之地，仪征有我的同学、故交和新朋多矣！它的绿水青山、古城新貌以及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素来令我心仪和神往。近年来每参加一次“芍药花会”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知。我想借此机会，向女诗人钱素琴君所歌唱的“青烟锁真州”的滨江之城致以一个旧友新朋由衷的敬意，祝福这片蕴藉深厚又生机勃发的“清新纯美之地”绽放更绚丽的春光，收获更辉煌的明天。（2010年夏末，成稿于黄海银滩）
冯亦同，江苏宝应人。196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1年调入南京市文联，现任南京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诗作《莫高窟写意》获首届金陵文学奖，诗集《男儿岛》1996年获第二届南京市文学艺术奖银；文学传记《徐志摩》2000年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颁发的首届龙文化金奖；广播剧《朱自清之歌》获江苏省1998年度广播剧单本剧一等奖，2001年获江苏省委宣传部颁发的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文艺论文《新诗：面对希望的挑战》、《鲁迅与中国现代诗歌》发表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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